第十五章 无终 ▎第十六章 不归路《禅的行囊》

清中叶， 改“西来庵”为“华林寺”

第十五章 无终 ▎第十六章 不归路《禅的行囊》

第十五章 无终

我的朝圣之旅差不多要结束了。行程表上还剩下最后一页：广州。杨司机送我们到韶关上了一辆大巴，三小时后，我和丹妮艾拉已身在人声鼎沸的广州汽车客运站。车站外，汹涌的车流和人潮就如随时会吞噬一切的洪水。我们抓住机会上了一辆出租车，夺路而逃。

出租车往南开去，不多时来到沙面。那原是珠江水道中冲积出的一片沙洲，鸦片战争后，英国和法国将它强占去，做了两国在广州的租界。他们在沙面修堤筑坝，大兴土木，建成一座公共设施齐备的人工岛，岛上领事馆、教堂、商行、医院、银行、酒店一应俱全。沙面遂成了殖民地官员和商人们在广州停留期间自得其乐的小天地。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岛上仍然保留着几十幢殖民地风格的建筑，其中规模较大的几座还被改造成了旅馆。我在小岛南端的沙面宾馆下了车，丹妮艾拉的目的地则是珠江对岸中山大学的青年旅舍——毫无疑问，青年旅舍比殖民地风格的旅馆更符合她的无产阶级品位。分手之前，我们约好了第二天早上碰头的地点：华林寺。那是达摩祖师进入中国的第一站。

走进旅馆大堂的一瞬间，我闻到了胶水的味道。酒店正在重新装修，虽然还在营业，可谁愿意忍受装修的噪音和气味呢。我转身出来，才发现街对面就是著名的白天鹅宾馆。尽管我从未来过沙面，但白天鹅的大名早有耳闻：它是广州最早开业的豪华酒店，也是全中国第一家合资经营的酒店，其合资方来自香港，市场定位则完全针对国外旅行团。酒店周围进出的大巴上，人行道的树阴下面，路旁的酒馆和纪念品商店里，到处是成群结队、体形壮硕的西方人。要不是看见他们，我都快忘了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的块头有多大了。走在他们身边，感觉就像是在和一群海豹一块儿游泳。

这一切来得太快太突然了。在中国内陆的乡下混迹了一个多月，现在我需要找个不那么喧嚣的地方慢慢适应广州（多亏沙面宾馆在装修）。我招手拦下一辆出租车，转到相对安静的沙面岛北端，住进了胜利宾馆。宾馆老楼的房间价格颇为公道，二百八十块一晚。宾馆隔壁就是一间专卖洋酒的商店。纯麦威士忌太奢侈了，但一瓶波尔图酒只要一百一十块。今夜，伴我入眠的不再是禅院的钟声与课诵，而是红宝石色的酒浆和久违了的热水浴缸。

次日清晨，我打车前往华林寺与丹妮艾拉碰头。这座昔日达摩居停过的梵刹，如今坐落于繁忙的长寿路与康王路路口，周围是鳞次栉比的珠宝玉器商行和“华林玉器广场”。

根据中国古代的佛教文献记载，菩提达摩可能出身于五世纪时南印度帕拉瓦王朝的一个贵族家庭。帕拉瓦的统治疆域主要是印度次大陆南端东部、沿孟加拉湾分布的狭长地带，在其境内有一座名为摩诃巴里补罗的著名港口，是往来于南印度与南中国的各国商旅必经之地。菩提达摩正是从这里出发前往中国的。在他的老师般若多罗的鼓励下，达摩搭乘一艘商船从摩诃巴里补罗港扬帆出海，沿着海岸线绕过中南半岛，一路走走停停，历时三年终于抵达南海（即今天的广州）。据唐朝高僧道宣的《续高僧传》载，达摩到达广州时，正值南朝的刘宋王朝时期，具体时间有人考证为公元475年。后世的汉传佛教典籍则有的将达摩入华时间推迟到了公元520年，为的是让他能和笃信佛教的梁武帝在历史上相遇，因为后者要到502年才初登大宝。不管怎样，达摩来过广州基本上是没有疑问的。在广州期间，他的栖止之地便是华林寺，而且在此一住三年。

站在如今的广州街头，已经很难想象华林寺一千五百年前的景象。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比现在大得多。从六世纪到十世纪，广州一直是一个人口和文化都极为多元的国际性港口。据当时中国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史学家推测，居住在广州城的外国人大约在十万到二十万之间。以当时的人口规模而论，这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数字。而且，这是一群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商人和水手，从来居无定所，一刻不停地往返于中国与南亚次大陆以及中南半岛的各个王国之间。

华林寺所在的位置正是当年朝廷为外来人口在城南开辟的居住区“番 坊”一带。很有可能一开始它只是印度僧人在广州的临时落脚点，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全城的四大佛寺之一。它最初的名字叫“西来庵”——也许是为了让中国人一看就明白他们是从哪来的。“西来”二字后来成了禅宗公案里最常用的典故：“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迟至十七世纪的清朝初年，西来庵才改称华林寺，其名得自当时寺院周围种植的数百棵果树。遗憾的是，“华林”如今早已不见踪影。近代以来，华林寺的地皮大幅缩水，已经变成一座可怜的城中小庙。据说，寺院方正在努力与各方斡旋收回庙产事项，但在地价飞涨的广州城，针对每一寸土地的谈判都极其艰难。

今天是清明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为数不多的阳历节日之一，时在春分日之后的第十五天。上香的善男信女们挤满了华林寺的大小殿堂，争先恐后地焚烧香烛纸钱，整个寺院都笼罩在蓝色的烟雾之中。为了躲避浓烟，我们走进了寺院最后面的五百罗汉堂，这是华林寺里硕果仅存的前朝遗物，它建于1841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结束的那年。与大多数中国寺院的佛堂不同的是，五百罗汉堂的平面是一个由许多条纵横交错的回廊构成的巨大“田”字形，五百尊真人大小的罗汉铜像便供奉在这些回廊里。“罗汉”或者“阿罗汉”，是梵语“arhat”的音译，原意为“离欲”，在佛教中被用来称呼那些了断一切嗜欲，解脱了红尘生死的修行者。修成罗汉果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华林寺的罗汉似乎比别处标准更宽松些——我在其中发现了一位新当选成员，马可·波罗。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马可·波罗弄不好真的修成了罗汉果位也未可知。至少他也是“西来”的。

出了佛教名人堂，我们穿过院子里的重重迷雾，又一头扎进新建成的初祖达摩堂。佛堂之中供奉着一尊高达七米的达摩趺坐像。如此巨大的铜像，造价想必极昂，而且工艺其实颇有水准。但是在看过了其他真人大小的祖师和罗汉之后，这尊过于雄伟的造像，以及那些前仆后继的信徒，反倒让人觉得有违禅理。达摩不是自己也说过么：“自心是佛，不应将佛礼佛。”（引自《菩提达摩论》）

在一旁照看佛堂的僧人告诉我，等到周围民居的动迁完成，华林寺还将建起一座规模更加宏伟的大殿，用于供奉华林寺的镇寺之宝佛祖舍利。说来也巧，这批佛舍利的由来也和动迁有关。1965年，政府决定搬迁华林寺原址上的一座白塔，无意中在塔基下发现一具石函，舍利便藏在函中。据说，这具石函是1655年由顺治皇帝秘密送来华林寺的，但是，与舍利一同出土的文字资料里既没有解释顺治帝从何处得来这批舍利，也未说明他为何要将其放在华林寺。唯一可知的是，石函中的木匣上写了“佛舍利”三个红字。这批舍利原有二十二颗，但出土之后历经辗转，其中一颗已经神秘地消失了。我猜想，当时满洲人刚刚入关不久，将至宝舍利送来帝国南疆，也许有抚远定边、驱邪镇妖的用意。不过，我们很难说顺治皇帝的选择是明智的：佛陀本人就是一位西来的“外国人”， 用它的遗骨镇守边疆恐怕很难灵验。离开之前，我和丹妮艾拉也点燃了几炷香，为寺院上空的滚滚浓烟添砖加瓦。

达摩祖师离开广州北上之后又过了二百年，惠能来了。公元676年的一天，他走进了华林寺北边不远处的法性寺。那天，正逢方丈印宗法师开示《涅经》，可能是在讲课的间歇时分，忽有阵风吹过，堂前旗幡招展，两名僧人因而争论起来：一个说是风在动，另一个说是幡在动。惠能听见了他们的争论，插话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见宗宝本《坛经·自序品第一》）

法性寺到了明代改名为光孝寺，并一直沿用至今。被风吹动的旗幡早已不在了，但旗杆还在。我们走进光孝寺，走过这根著名的旗杆在地上投下的影子，进了大雄宝殿。大殿的内墙上挂满了黄纸，每张纸上都写着一位逝者的名姓，地上摆满了供奉给死者的鲜花果品。光孝寺的前任方丈本焕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禅师，他为了提倡坐禅，把大殿里原来供人磕头用的拜垫全都撤去，换上了几百个用于打坐的坐垫。由于是清明节， 大殿里“座无虚席”，当然，没有人是在打坐。大家都是来祭奠墙上的亲人灵位的。人们低声交谈着，仿佛是在等待会议的开场，领导还没来。

这样的场合不太适合我们俩加入，于是我们悄悄地退了出来，去看殿后的瘗发塔。来到光孝寺之前，已经得到黄梅东山法门传承的惠能一直都未正式剃度出家，而在那场“风幡论辩”中语出惊人之后，印宗方丈得知了他的身份，于是就在寺中亲自为他剃发授戒，并将剃下的头发埋在一棵菩提树下。之后不久，埋头发的地方建起了这座塔。

有人在瘗发塔前的香炉里投进数以捆计的纸钱，顿时烈焰腾空，继之而起的浓烟朝着头顶的菩提树冲了上去。光孝寺有些古树的树龄已在千年以上，除了菩提树，还有广州的市树木棉。这种原产于印度的外来树种大约是和达摩同时来到中国的。眼下正是木棉树的花季，有人在树下捡起凋落的花瓣，然后细心地一一展平收好。这种橙红色的椭圆形花瓣晒干后可以入药，在中医眼里具有清热去湿之功效。

木棉树后面，几个僧人正站在一张桌子旁边为重修观音殿募集善款。全中国的寺院都在重修扩建，光孝寺自然也不甘人后。而且，因为可以借助本焕禅师的影响力，它的进展要比华林寺顺利得多。本焕禅师年轻时曾和我的师父寿冶老和尚共同主持五台山碧山寺，1948年始南来，应虚云大师之请前往南华寺接任住持，从此留在南方。1958年，本焕被打为右派，在劳改农场度过了十五年难熬的岁月，出狱之后，他做过多所寺院的住持，光孝寺也在其中。他还住持修复重建了一大批重要的佛教丛林。佛教在今日中国能如此繁荣，本焕实在功不可没。我第一次见到本焕就是在光孝寺。不过，年届百岁高龄的本焕长老如今已经离开广州， 搬到深圳东郊的一座僻静山寺里去了。

离开光孝寺前，丹妮艾拉和我也为观音殿捐了一百块钱，并在一片瓦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在胜利宾馆又住了一晚，次日清晨，我早早退了房，把行李寄存在前台后出了门。在广州汽车客运站，发往新兴县的班车每小时一班，我坐上八点钟的那班出了城，沿广肇高速公路朝西南方向开去。我们先过珠江，接着又过了它的支流西江，一路经过数不清的鸭池、鱼塘和工厂， 在肇庆附近驶出了高速，沿着新兴江向南又开了一阵，前方公路上赫然出现一面巨型横幅，上写：“欢迎来到禅宗六祖惠能故里新兴县”。

广州光孝寺

本焕长老

县城的汽车站外聚集着一群摩的，另有几辆破破烂烂的小巴。我稍作权衡，还是决定坐小巴。出城向南，十几公里外的龙山脚下便是六祖惠能出生长大的地方。707年，当朝的中宗皇帝为表达对大师的敬意，下令将惠能故居改建成一座寺院，并赐名“国恩寺”。712年，惠能从宝林寺返回故乡，次年在此圆寂。

我进了国恩寺，在客堂里找到知客。他向我隆重推荐寺外的温泉酒店， 但我是专程来访惠能的。我说，如果云水堂还有床位，最好能住在寺院里。知客耸了耸肩膀，说好吧，便让一位女居士给我安排房间。午斋时间已过，不过他说还有饭吃。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斋堂坐下，片刻之间，饭菜上来了——一碗汤、一盘剩菜。虽然是剩菜，但味道并不差， 而莲藕花生汤味道好极了。

吃完饭，负责住宿的女居士把我领到后院云水堂。女居士姓张，是一位退休的海军军官，她的样子看起来不怒自威。张居士带我进了一个六人间，里面全是硬板床，床上铺着床单，床头放着谷壳枕头，床尾是一床叠好的薄棉被。房间里的一切都散发着一股霉味。刚躺下，雨水立刻从天上倾泻下来，就好像是为了向我说明霉味的来源似的。这是一场典型的热带暴雨，通常它们持续的时间都不太长。可惜我的午觉也没睡多久。雨刚一停，外面就有人点燃了一串鞭炮，劈劈啪啪响了足有三四分钟，最后以一声雷鸣般的巨响收尾。震撼之余，我下床冲了杯咖啡，然后搬了把椅子到走廊里坐着发呆。水汽正袅袅地从对面的寺院屋顶上升起。

既然雨已经停了，觉也没法睡了，我决定去寺院里走走。国恩寺里葬着惠能的父母，墓旁还有六祖为纪念父母所建的报恩塔。寺院南侧一棵巨大的荔枝树，据说是惠能晚年亲手栽种的。整个寺院看起来像是一座公园。走马观花之后，我回到云水堂向张居士打听是否还有其他可看之处。她建议我去看看惠能出生的村庄，还有他圆寂的地方。两处都不太远，她教我一定要记得跟摩的还价，绝不要超过十块。

走到山门外，却只看见一辆摩的，而且他张嘴就要二十五，绝不还价。没办法，只能认栽了。聊以自慰的是，摩的跑起来之后立刻感觉凉快了许多，于是心情大好。

惠能就出生在新兴江对岸的夏卢村。村里的孩子们一看见我，全都围了上来，拉拉扯扯地带着我上山看了卢氏家族后人的墓地（惠能出家前俗姓卢）。看过这村里唯一可看的东西之后，我回到摩的上，继续向南跑了两三公里，拐上一条进山的小路，最后停在一排石头房子前面，它们看起来像是一座寺院的一部分。

这个名叫“藏佛坑”的地方就是惠能圆寂之处。此地人迹罕至，看门人潘云生看起来煞是孤独。潘居士热情地为我倒了杯茶，然后坚持要我在佛龛前供上几炷香。烧香礼拜已毕，他才放我沿着溪谷继续上行。据潘云生说，惠能是在国恩寺的大殿里圆寂的，就在入寂的一刹那，他的肉身突然从蒲团上飞起，像一道光划破夜空，降落在这条溪谷上游的一块大石上。弟子们循着光的方向找来，终于在溪谷的尽头发现了依然保持趺坐姿态的六祖肉身，于是将其送去韶关南华寺。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六祖的不坏肉身一直端坐在南华寺六祖殿里。

快接近溪谷尽头的时候，山里的蝉鸣突然噪响成一片。这是久违了的声音。自从离开台湾搬回美国西海岸，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它们的声音了。中国古人相信，蝉是一种具有再生力量的神奇动物。它们在黑暗的地下熬过两年甚至更长时间，次年初夏破土而出，甩掉躯壳，飞上枝头，放声高唱着度过余生。住在台北阳明山的那几年，每到九月下旬，山林里的蝉声就开始日渐稀落下去，愁绪也在我心头慢慢涌上来；来年的第一声蝉鸣则通常出现在五月初，它总是令我欣喜不已。眼下清明节刚过，藏佛坑里却已是蝉声响彻，而且不是一只两只，是满山遍野的蝉声。

礼过六祖圆寂之地，回到国恩寺时刚好赶上晚饭。到斋堂用斋的僧人大概有二十多位，居士的人数则两倍于此。在这方面，每个寺院的情况各自不同。有的寺院甚至看起来更像养老院而不是佛教道场。回到云水堂，张居士好心提醒我：晚上七点钟开始，寺院会用水泵把温泉从山下抽上来供大家洗浴，八点钟结束，注意不要错过。我看了看时间，五点刚过，不如趁此机会去访一访国恩寺的方丈。

广东新兴县藏佛坑，六祖涅槃处

知客把我带到会客室里坐下，过了一会儿，如禅方丈走了进来。方丈是本地人，身材不高，看上去大概五十岁上下。他的经历很简单：十九岁在国恩寺出家，后入北京中国佛学院进修，1986年毕业后回到国恩寺任副当家师，两年前出任方丈。作为六祖故里的方丈，如禅自然也精研《坛经》。对于六祖众说纷纭的身世，他还提出了几个颇为新颖的论点。

在《坛经》开篇，惠能自述家世，曾说到自己“父又早亡，老母孤遗， 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有一天，他去给客人送柴，听到念诵《金刚经》，忽然心有所悟。一问之下，客人说此经是从东山五祖忍大师处听受，惠能这才决心北上黄梅。按通行的理解，《坛经》此处所说的南海，自然是指今天的广州了。但如禅告诉我，就在新兴县郊外的新兴江边，也有一个叫做“南海”的地方，而根据他的考证，那里才是《坛经》中所说的南海。他给我看了一组照片和碑刻，以证明所言非虚。

如禅还送给我一套由他主编的五卷本大部头，里面几乎囊括了中文世界里所能找到的关于《坛经》的一切。但他谦虚地说，这套书收的内容还不是很全。

如禅是个极其随和的人。我们聊得投机，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七点钟将至，为了不错过温泉浴，我准备起身告辞。这时方丈说：“你去收拾一下东西，我带你换个房间。”起初我以为他指的是在云水堂里换个房间，谁知他带着我出了山门，一直走到山下的温泉酒店。方丈说，不久前这家酒店被一位居士买下来送给了寺院，所以，现在这儿也成了国恩寺的“云水堂”。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

如禅把我交给前台就回寺里去了。服务员给了我一个二楼的房间，其内部情状与云水堂那散发着霉味的硬板床相去甚远，地面、墙壁、床单， 一切皆白。床垫紧绷绷的，硬币扔在上面能弹起多高。居然还有空调。奇怪的是，作为一间温泉酒店，这里的浴室却没装浴缸，只有淋浴间。但我没有就此放弃洗温泉浴的决心。我走进淋浴间，堵住地漏，把龙头开到最大，过了一会儿，地面终于积起一层滚烫的、散发着硫黄味的温泉水。然后，我在地板上躺了下来。

洗完温泉浴，我开了空调，爬上洁白如雪的大床。正在写日记的时候， 天上突然风云叱咤，雷电交加，雨水再度倾泻下来。我关上空调打开 窗，外面已是夜凉如水。半夜里，雨停了。池塘里的青蛙旋即开始彻夜无休的大合唱。

在惠能的时代，广东各地绝大部分的居民应该不属于汉民族。所以，我一直有种猜想：惠能的母亲可能是当地的某个少数民族。他的父亲来自范阳，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一带，但惠能却是在这蛙声震天的岭南出生的。听着窗外的蛙鸣，我突然想起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壮族。禅宗六祖说不定和他们竟有某种渊源。这个拥有一千六百万人口的非汉民族（比维吾尔族和藏族的人口之和还多）自古就和青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壮族人崇拜蛙神，在他们的世界里，蛙神是雷神的儿子。对于从事稻作农业的壮族人来说，这对父子几乎是最重要的天神。在壮族人的求雨仪式上，负责向天界传递人间消息的便是蛙神。

1992年的时候，我曾给香港的一家电台做过一档有关中国山地民族的系列节目。当时采访的一位壮族妇女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解了蛙神崇拜的来龙去脉。很久很久以前，有位老太太晚上睡觉的时候嫌蛙声太吵，就让她儿子想想办法。儿子去灶上烧了锅开水，兜头浇在窗外的青蛙身 上。果然，蛙声平息了，然而那些没被烫死的青蛙蹦跳着逃离了老太太的家，还带走了附近所有的青蛙，不一会儿工夫，山里的青蛙跑得一只也不剩。转眼到了夏天，山里久旱无雨，太阳把土地烤得冒了烟。

绝望之下，儿子走到村里的神庙前，向供奉在那里的壮族先祖布洛陀祈祷，祈求他的帮助。布洛陀告诉他，被他烫死的青蛙里有一只是雷神的儿子，除非他向雷神赔罪，并且从此像照顾亲人一样对待青蛙，否则永远都不会下雨了。老太太的儿子听了布洛陀的话，于是天降甘霖，庄稼得救了。从此，祭祀蛙神成了壮族人最重要的节庆活动。祭蛙神的活动从每年农历新年的第一天开始，这一天的清晨，村里的老人们会在日出时分敲响铜鼓，将全村老幼聚集一处。村民们带着锄、镐等农具从家里赶来，在神庙前祈祷完毕，便四散开去，在乡间的石畔溪旁到处寻找青蛙。第一个找到青蛙的男人和女人将分别成为本年度的蛙王和蛙后，他们将找到的青蛙带回到神庙前，交给村里的巫师。巫师手捧青蛙，带领全村老幼重新回顾了蛙神的重要性之后，将两只青蛙杀死，装进一个竹匣，然后供在神庙中。接下来是村民的狂欢庆祝。狂欢通常在晚间进行，并一直要持续半个月之久。到了正月十五月圆之夜，两只青蛙的灵魂就该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了。天上的雷神听了蛙神的劝说，便会保佑壮族人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一年之后，一切重新来过，壮族人的好日子就这样周而复始地过了下去。

壮族人的这一传统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考古学家们在壮乡各地发现的五百多只巨大铜鼓，年代最早的可以追溯到两千五百年前。对于两千五百年前的古人来说，铜矿是一种极为珍稀的资源，而铜鼓的制造工艺又极为复杂，因而每一面铜鼓的诞生都包含着极其高昂的代价。但这正是壮族人所需要的：铜鼓珍贵稀有，发声雄浑悦耳，从诚意和效果两方面都应该足以打动他们一心想要取悦的雷神。

我终于在蛙声中睡着了。在梦里，我见到了虚云老和尚，他坐在一块空地上，周围矗立着许多建到一半即将完工的禅寺。这是个奇怪的梦。此前我从未梦见过虚云。

清晨，青蛙们结束了合唱。啁啾的鸟鸣取而代之，各种音色旋律不一而足。一场豪雨之后，所有的事物都看起来生机勃勃。为了不辜负那难得的温泉水，我又洗了个澡，然后收拾好东西下楼。如禅的司机准时来到酒店门口，把我送进了新兴县城。三小时之后，我重新回到沙面岛上的胜利宾馆。又过了三十分钟，如禅送我的书从宾馆附近的邮局踏上了奔赴美国的旅程。接下来，是空调房里的懒睡，两杯摩卡冰咖，和一块香浓味甜的提拉米苏。

黄昏时分，我出了沙面岛，走到清平市场附近去找吃的。老城区的街头巷尾到处是打牌和玩麻将的闲人，市场里则是野生动物的天下。只要是还没灭绝的物种都有可能在这儿出现。还有卖药的，他们三五成群，手里攥着大把钞票，身后的面包车里摆着熊掌虎鞭、龟蛇虫草，一切能让你举而弥坚或者长生不老的灵药。又要变天了，一阵凉风吹过，天上飘了点雨丝。我顺势躲进路边一家毫无特色的饭馆，吃了顿平淡无奇的晚餐。回到宾馆，两杯波尔图酒下肚，立时睡意弥漫。旅行真的要结束了。

早晨醒来，我跟丹妮艾拉通了电话，约好在华林寺门口碰头。我还想最后寻访一处可能与菩提达摩有关的古迹。在约定的时间见面之后，我们一起打车去了南海神庙。那里应该是达摩渡海来到广州时最初上岸的地方。司机从没去过南海神庙，途中他停车问路多达六七次，最后终于不辱使命，把我们带到了广州东郊的庙头村。下了车，远远便望见神庙入口处的石牌坊，上书四个大字：海不扬波——这是古往今来出海旅行和谋生的人们由衷的愿望，也是他们来此祈祷和还愿的主要目的。

南海神庙坐落在东江与珠江交汇处的黄木湾口，古时候，这里也是外国商船下锚和卸货的地点。不过，南海神庙在正史中第一次出现距离达摩从广州登岸已经又过了一百多年。公元594年隋朝建立之后，朝廷派员来到南方，按照国家祭祀岳、镇、海、渎诸神的礼制在此修建了一座宏伟的神庙。如今看到的南海神庙，虽然历代屡经重修，但规制大体沿袭了隋唐的格局。值得一提的是，在供奉南海神祝融的大殿里，竟有一尊神秘的印度人造像。民间传说这位乃是菩提达摩的弟弟，又有人考证说，他可能是唐朝年间从印度摩羯陀国来华的使者达奚。据说，达奚来到广州之后眷恋不肯去，遂在南海神庙做了庙祝，并在庙前手植了两棵从印度带来的菠萝蜜树。且先不论他到底是谁，这位印度人的名气后来甚至盖过了南海神，以至于本地人都以那两棵波罗蜜树为神庙命名，直呼“菠萝庙”。直至今日，南海神庙西侧还有一座菠萝庙船厂。

地方政府自然不会错过对神庙进行“旅游开发”的机会。和我上次来时相比，神庙里又出现了几座新建的殿堂和长廊，它们周围摆放着历代朝廷和文人墨客留下的碑刻，碑文所述不外乎祈愿海路平安或称颂朝廷平靖海疆有功之类。现存最早的《南海神庙碑》刻石于公元892年，碑文作者是唐代首屈一指的大文豪韩愈（旅行开始之初，我在北京拜谒过的诗人贾岛就曾蒙受他的指点）。

除了韩愈的碑文之外，南海神庙里已经没有什么可看的东西。我们从庙里出来，登上大门西侧一座凸起的小丘。从这片古称章丘的高地南望，正是昔日达摩及其同船旅者登岸的码头。古时候，人们就在这里向出洋的亲朋挥手告别，直到孤帆化为远影；或者有分别多年的亲人回乡的消息传来，人们也会在此登高翘首以盼。然而一千五百年过去，两江汇流处淤积的泥沙已经把江岸向南推移了将近两公里。1973年，从事火力发电的黄埔电厂在此拔地而起，原先庙前朝向码头的神道如今正对着电厂高耸的烟囱。当年樯桅如林、云帆蔽日的盛景，转眼已成旧梦。

我的朝圣之旅到此就该结束了。我向南海神告别，并致以崇高的敬意——达摩祖师西来传法得以平安抵达，为我等带来那不立文字、不辨东西、无心无相、无始无终的禅法，其中当有海神的功劳。

从章丘下来，我们走到公路上，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城。在胜利宾馆旁边的一家饭馆里，丹妮艾拉和我一起品尝着“新派上海料理”，最后一次展开我们的共同话题：虚云老和尚。虚云并不在我的行程之中，但我对他的兴趣并未因此稍减。我们谈到了他的弟子，如今身在香港的意昭法师——南华寺的传正方丈给过我们联系方式。既然我的朝圣计划已经圆满结束，何不趁机拜访这位几乎是硕果仅存的虚云弟子呢？

我并没有马上出发。由于之前已经约好和南怀瑾居士见面，第二天我飞去了上海。拜会过南怀瑾居士，又陪着几个朋友游览了江浙两地的佛教圣地，终于动身前往香港之时，已是两个星期之后了。我在深夜抵达， 住进了九龙的香港海员俱乐部。这是一家由殖民地时期的“海员传道会”成立的服务机构，超级物美价廉。这当然不是香港唯一的廉价酒店，但就性价比而言，我敢说它打遍全港无敌手。大约折合四十美元的房价包含了一顿丰富的早餐，此外，你还可以在这儿游泳，做礼拜。更重要的是，它的地段无可挑剔，步行去尖沙咀天星小轮码头只要几分 钟，尖沙咀地铁站更是近在咫尺。

广州东郊庙头村，南海神庙前神道遗迹

当天晚上，一场特大暴雨浇在了香港头上。第二天的早报上说，这是香港今年的第一场黑色等级暴雨，降雨量为港岛二十二年以来的最高纪 录。但香港是见过大世面的。到了早上出门时，所有的降水已经全部回到了维多利亚湾里。我给意昭法师打了电话，他说：没问题，你现在就来吧。

看来今天运气不错。曾经随侍虚云大师左右长达五年时间的意昭，如今是香港著名道场竹林禅院的方丈。除了待在香港，他还经常北上传法。

从海员俱乐部步行两分钟，就到了尖沙咀地铁站，抵达荃湾线终点用时三十分钟，出荃湾站，再坐的士上芙蓉山，五分钟以后，竹林禅院到 了。意昭已在客堂等候。年届耄耋的老方丈上身着件汗衫，下身穿条睡裤——这是过去港台人士度夏的标准行头。但那个时代早已一去不返， 如今的香港，也只有穷人、老人和僧人还能具备如此的从容与随意。

在客堂的两张藤椅上分别落座之后，我简单说明了来意。作为丹妮艾拉的代表，我问方丈，是否可以分享一些尚未见诸佛教正史的虚云事迹。他说，陪伴虚老左右的那些日子，几乎每天都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比如有一次，虚老在南华寺主持授戒，其中有一名僧人受戒已毕，在披上袈裟的一刹那，突然间消失不见。寺众到处寻找，最后人没找到，却在庭院里的一棵大树上发现了他的袈裟。于是有人说，定是这棵大树受到了佛法感化，于是幻化成人形来受虚老传戒。那棵树至今还在南华寺，就在山门背后，放生池畔。意昭说，这样的奇事几乎每天都有。

意昭方丈是香港本地人，出家的道场就在竹林寺。1940年他削发为僧时，还是一名少年。第二年，日本人打到香港，他跟着逃难的人群北上，几个月后到了韶关，在南华寺住了下来，一直到1944年得授具足戒。当时虚云老和尚正主持重修云门寺，于是到了那年年底，意昭便慕名投奔虚老，从此当上了他的侍者。他说，当时的生活很苦，根本吃不饱饭。但所有人都一起劳作，共同努力，虚老也不例外。

我们开始谈论禅。意昭提到他去年在云居山真如寺参加的一次“虚云禅修思想座谈会”。他说：“人们反复提到虚老的禅定功夫如何高超。后来到我发言的时候，我说，虚老的禅定功夫一点也不高。禅定这件事上，本来就不应该有所谓高下之分。禅定是无苦亦无乐的境界。如果虚老有功夫，那他也能把这功夫丢掉。所谓诸法皆空，本就不应有得失之心。虚老已经不在得失之中了。

“我们坐在这房子里，它有门，还有窗。如果关上门窗，我们就出不去了。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痴迷于房子和门窗的观念。这些观念就是我们的无明。如果能够领悟到这些观念的虚幻本质，我们就随时都可以出 去。而根本上来说，其实‘出去’也是虚幻的——没有房子，也就没有出。我们看到的这一切都是镜花水月。对于虚老这样的禅师来说，禅定功夫有时候有用，有时候又可能毫无用处。”

意昭再次站起身来，进了一个房间，出来时手里拿着一张照片。他在照片背面写下一首传法偈：

赤松仁者

心无所住，染法不生。

对境无著，苦乐无根。

一念动时，成生灭因。

了悟无常，得自在身。

在末尾处，他题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写下日期：三月廿三。按西历，今天是四月二十五日。在这张摄于六十年前的照片上，年轻的意昭与须眉皆白的虚云老和尚并肩而立。意昭说，那一年他十四岁。

让我想想，十四岁的时候我在干什么。十四岁——我“出家”于好莱坞的一所寄宿学校，与我共住的其他“出家人”都是些标准的富二代——当 然，我自己也不例外。学校的环境倒没什么话说，但它是所军校，这意味着你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去欺负别人，要么被人欺负。而我唯一可以仰仗的“师父”当时并不在身边。在我十一岁的时候，父亲把全家搬到了爱达荷州，因为经常出差，他雇了一个叫乔治·威廉姆斯的助手帮他安排差旅行程。在当时的我看来，这是个无所不能的人，他常陪我父亲到附近的群山里打猎或者飞钓。他在蒙大拿和怀俄明两州因杀人罪名遭到通缉，因此同时又是个非常谨小慎微的家伙。比如说，他去酒吧的时候靴子里永远藏着枪。我跟着他学过飞钓如何甩竿，还练过猎枪的枪法。那时候，乔治·威廉姆斯就是我的禅师，而美国西北的群山就是我的禅堂。这也许不能算是一种宗教经历。可谁知道呢，也许这其实挺宗教的。不管怎样，是他把我带进了荒野，让我习惯了长时间独处的生活。而二者都令我深深着迷。

意昭把照片递给我，继续说道：“自我并不存在。由于无明的遮蔽，我们总是因眼前所见而生起分别之心。无明使我们陷入无尽的生死轮回， 而解脱之道就在于领悟世界的本质——自我并不存在。你我从未出生， 也永远不会死亡。无明导致的分别之心使我们贪恋物欲，进而贪生怕 死。释迦牟尼的证悟之道便是从领悟‘无我’，进而解脱生死开始的。这是一切众生都能做到的事。”

我站起身，向法师深施一礼，互道珍重，然后告辞下山而去。我在香港和台湾继续游荡了十来天，见了些朋友，买了更多的书和茶叶，再把它们统统寄回美国。但回想起来，就在意昭法师把照片递给我的那一刻，在我回到十四岁之前的群山和荒野之中的那一刻，这次旅行已画上了最终的句号。

1946年，意昭法师随侍虚云老和尚于潮州开元寺弘法

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生命的起点一路跋涉而来，途中难免患得患失，背上的行囊也一日重似一日，令我们无法看清前面的方向。在这场漫长的旅行之中，有些包袱一念之间便可放下，有些则或许背负经年，更有些竟至令人终其一生无法割舍。但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幻象罢了。

第十六章 不归路

要回家了。尽管一路上已经寄了许多包书和茶叶回去，上飞机时，两件托运行李里仍然塞满书和茶叶。为了写这本书，它们都不可或缺。

台北中正机场，华航班机。目的地：西雅图。从台北去美西的这条航线我飞过大概不下十几次。飞机高悬在太平洋上空三万英尺的某个地方 时，我总会想起当年第一次从美国西海岸飞赴台北时的情形。

那是1972年9月1日。父亲开车送我去洛杉矶伯班克机场，我从那儿先飞旧金山，然后转机飞台北。他给我买了张单程机票，估计钱是我波琳姑姑或者宝琳姑姑出的。那时候，父亲已经破产很多年了。他早年挣下的万贯家财，全都在与我母亲旷日持久的离婚官司里捐给了离婚律师。从那之后，他主要靠我这两位姑姑的救济度日。

伯班克是北好莱坞郊外的一座小型机场，当年，送机的人们可以一直送到登机口，亲眼看着自己的亲人朋友检完票，转身，挥手告别，然后走向停在外面的飞机。登机时间到了，人们纷纷起立排成一队。这时，站在旁边的父亲突然掏出两张百元大钞塞进了我的口袋，加上兜里自己的十三块钱，这就是我去台湾时的全部财产。不过，那时候也并不觉得揣着十三块钱和一张单程机票飞赴大洋彼岸这事有多不靠谱。我是打定主意去台湾的寺庙出家的，要钱干吗？而且，我当时也没打算回来。至少没打算很快回来。

出发前一天，我去医院和奶奶告了别。她那会儿已经有一百零二岁了， 因为患上肺气肿才住进医院。小时候，我基本上是跟着奶奶长大的，后来上了好莱坞的军事寄宿学校之后，周末也常跟她，还有两个姑姑一起过。她们住在格伦代尔的一套两居室公寓里，我每次去就睡客厅里的折叠沙发床。宝琳姑姑结过一次婚，婚后的第二个星期她就搬回了格伦代尔的公寓。她们喜欢凑在一起看电视里的职业摔跤比赛，还有轮滑比赛。奶奶有吮含无烟烟草的嗜好，所以房间里总是放着一个用咖啡罐做的痰盂。在家里，奶奶负责做饭，姑姑们则每日沉浸在爱情小说里长吁短叹。壁橱里堆满了她们的这类精神食粮。

我父亲这边的家族成员都是外表豪放内心婉约型的。他们从小在阿肯色州小石城附近的农场里长大。后来，父亲在底特律出了事，奶奶才把农场卖了，举家迁至底特律。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几年前，父亲跟他的几个表兄弟聚在一起，干起了抢银行的勾当。他们从阿肯色一路往北抢，没过多久就被警察掌握了动向。最后在底特律，警察提前埋伏在他们要下手的那家银行，将这伙亡命之徒一网打尽。表兄弟们全部被当场击毙，唯独父亲拣了条命出来，只被打伤了膝盖。就这样，父亲下了大狱，奶奶带着我两个姑姑来到底特律。波琳和宝琳当年都是美女，而且作风大胆。她们在州长常去吃饭的凯迪拉克大酒店谋了份服务员的工作，然后设法接近州长，最终说服了他帮父亲减刑。

六年以后，父亲出狱了。奶奶出卖农场所得的收入里也有他的一份。于是他用这笔钱买下了得州一家酒店的承包经营权，没想到生意越做越大，酒店越开越多，没过多久，父亲就把全家搬到了加州。他在洛杉矶娶了我母亲，然后就有了我。那个时候，父亲的钱多得就像大风刮来的。我曾经一度以为那些钱都是他自己印的。已经是连锁酒店老板的他经常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不着家，所以大多数时间我是跟着奶奶过的。在医院告别的时候，我心里明白这是今生见她的最后一面。奶奶当然也明白。

从医院里出来，我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不觉走进了奶奶家楼下的一个小公园。百无聊赖之间，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从兜里掏出一副袖珍象棋，准备自己跟自己杀一盘。旁边另一张公园长椅上坐着个流浪汉，他看我在摆棋子，便走了过来，自告奋勇要求对弈。

他说他是个臭棋篓子，随便玩玩而已，其实我也是。我说，这棋是我刚买的。明天我就去台湾了，而且是住在寺院里，寺院里什么样我现在一无所知，如果实在无聊，就指着这副棋解闷了。流浪汉一听说我要去台湾，居然眼圈红了。他一下把头转了过去，我还以为他要站起来走路，可他只是转过头去不让我看见而已。过了大约一分钟，他把头扭了回来，给我说了段故事。

二战期间，这哥们是名战斗机飞行员。一次空战中，他的飞机在菲律宾上空被敌方火力击中，于是跳伞逃生。他的下方是一片热带丛林，降落伞一入丛林，就被数十米高的树冠挂住，人直接撞在树干上晕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他感觉到有人抬着他在路上走，但紧接着又昏迷过去。再度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一个用树枝和棕榈树皮搭成的窝棚里，周围出现了一群身材矮小，皮肤棕黑的人。他们全身赤裸，只在下身盖着一小块布。他刚想动弹，就立刻疼得差点又晕过去。原来，降落的时候他摔断了一条腿，还有好几根肋骨，前额划开了一条极深的伤口，鲜血流了满脸。他一动不动地躺着，看着眼前这些也在盯着他看的人们，觉得像是在做梦。

等到终于能稍微活动了，他抬起头，往窝棚外面看去，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并不在地面上。窝棚居然是搭在丛林里几十米高处的树冠中间。他说，他的救命恩人是菲律宾的“猴人”。他们对他悉心照料，直到他伤势痊愈，能够自由行动之后，又教他如何在丛林间上下，有时候还带他去打猎。负责照顾他的一位女性后来成了他的伴侣。他在树冠上住了大概有半年时间，渐渐觉得自己仿佛在另一个世界里获得了新生，再也不想离开了。

有一天，他又跟着一群男性“猴人”外出打猎，突然间听到远处传来一阵熟悉的轰鸣声。他的同伴们惊恐万状，纷纷爬上树梢躲避。但他知道这声音来自何处，所以并不慌张，反而循声摸索前行，最后在空地上发现了一支美军小队，他们跟在一辆推土机后面，正在丛林中披荆斩棘开辟道路。他激动地跑上前去，述说自己被击落后得救的经过。小队的指挥官于是将他收编，并保证把他送回原来的部队。然而，重新找到组织的喜悦过后，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将离开丛林，并再也回不去了。他对指挥官说，自己需要再回去一趟，去和自己的救命恩人告别。不料，指挥官听罢哈哈大笑，命令他废话少说，又让手下去帮他找两件军装穿上。指挥官说，如果不听从命令，他们有权将他视为逃兵就地正法。

就这样，他跟着美军小队走出了丛林，回到了自己的部队。很快，战争结束了，他也回到了美国。自始至终，他都没搞清楚自己是在什么地方被击落的。回国之后，他试着打过几份工，但他觉得这个世界里的一切都毫无意义，于是放弃了工作，开始流浪。我在小公园里遇见他时，他已经流浪了二十多年。他说自己将一直这样生活，直到死去。“也许眼前这座丛林和菲律宾的没什么不同。当流浪汉也没什么不好，至少你不用一辈子做那些毫无意义的工作，最后死在一间饼干盒一样的房子里。不过，当初我根本就不应该从‘猴人’的丛林里离开。”他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站了起来，说，“如果你也找到了你的‘猴人’，别再犯和我同样的错误。”说完他便转身走开，回他原先坐着的那张长椅上去了。我也没了下棋的兴致，于是收起棋盘离开了公园。

回到父亲的住处，我开了瓶啤酒，坐在沙发上和他一起盯着电视一声不响。第二天一早我飞去台北，从此再没见过父亲。四年后的一天，海明寺的方丈交给我一封信，从邮戳上看，信是父亲去世前一天寄出的。他在信里说：你是不是该考虑干点有意义的事情了。不久之后，我搬出寺院，开始翻译佛经和中国古诗。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没找到比这更有意义的事情。

第二顿飞机餐已经吃过，收起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系好安全带。从舷窗向外看，飞机正朝着太平洋海滨那些海蚀岩柱飞去。几分钟之后，我们从安吉利斯港上空飞过。前方，汤森港已然在望，就快要看见家门口的那片黄杉林了。

（全文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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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赫巴巴的故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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